经济学家眼里的“幸福”
“幸福”（happiness）是一个比较前沿的研究领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这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有数据主观（被采访者自报幸福程度）、定义不严谨的缺欠，所以莱布森建议学生有鉴别地看待这些研究。但是，这个议题显然很重要，否则莱布森不会用整整一堂课的时间（1小时23分钟）综述这个领域的研究进程。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信仰和行动是一致的，那么这样的行为就是理性的。如果我们假定人是理性的，那么无论多么离奇的行为，我们都可以想象出充足的理由使其顺理成章。例如，吸毒成性可能是理性的，因为戒毒的暂时痛苦对他福利的负面影响大于他戒毒后长期的正面福利。与六小时前刚刚遇到的一个异性结婚可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个异性展现了你梦寐以求的所有特征。杀人抢劫也可能是理性的，因为凶手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从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偏好叫作“显现出来的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s）。在主流经济学中，理性人一直是一个主要假设。在这个前提假设下，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想象并解释出使人们的行为顺理成章的那些逻辑。
经济学家用“福利”（utility）这个概念来度量和解释人们行为的后果。对吸毒成性的人来说，继续吸毒这个决定的福利（决策福利，decision utility）大于戒毒这个决定的福利。相对于决策福利，还有经历中的福利（经历福利，experienced utility），这是指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喜悦或痛苦。首先使用“福利”这个概念的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所指的福利就是这个经历中的福利。此外，还有记得的福利（remembered utility）。有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他经历的喜悦或悲伤了，那些就是被遗忘的福利。
这些不同种类的福利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不一致的。例如，你在爬山过程中经历的是气喘吁吁的劳累、脚下长泡的痛苦，你的经历福利是负的。可是你在下山后，觉得那是锻炼身体和毅力的非常好的经历。你记得的福利是正的。下次在决定是否爬山的时候，如果你选择爬山，那么这说明决定爬山的福利大于决定不爬山的福利。
这些语言看起来像是在玩文字游戏，其实这些分类意义深远。研究人员通过观察人们看电影过程中的表情，记录人们的经历福利；然后在电影结束后，记录人们记得的福利。他们发现，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电影情节变化的趋势，情节的最高潮或最低谷，以及电影的结尾。在人们的记忆中，某种经历的时间长短并不重要，经历的性质和趋势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记忆中的经历是定性的，一般来说不是定量的或具体的。
事件的变化趋势和结果在人们记忆中的重要性在实践中有广泛应用。例如，医生为了使做肠镜检查的患者感觉好一些，在60秒钟痛苦的检查之后，增加30秒钟不痛的检查，然后再把镜子从肠胃中抽出来。患者的记忆福利比以前只有60秒钟痛苦经历之后就立即结束检查时的记忆福利要好很多，因为逐渐变好的趋势让人记忆深刻。
同理，当一个总统在四年后准备再次竞选的时候，他要特意安排最后一年的国内经济形势是上升的趋势，因为田野调查显示，选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竞选前最后6个月到9个月的变化趋势上。所以，总统执政期间开始两年的表现基本不重要，人们早就不记得了。总统可以在任职早期制定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例如增加税收，因为后面一两年的经济变化趋势对下届竞选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再比如，一个教授在学期开始的时候对学生非常严厉，然后逐渐放松要求，到学期末尾给学生带来巧克力点心。学生在评价教授时记住的不是开始的严厉苛刻，而是后来的轻松友善。同样，教练员在开始训练运动员时把标准定得很高，以后仅仅是保持或稍许降低标准，运动员对教练员的感觉会好很多。
你也许觉得这些都是利用人们心理的雕虫小技，一眼就能识破，不值一提。但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意识到，有没有经历过，所以有心体验、大胆历练才是聪明智慧之道。
有钱能买到“幸福”吗？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似乎隐含着钱不能购买“幸福”之意。但一切数据都显示，经济状况与幸福程度、健康状况［经常以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来度量］和受教育程度呈现正相关。
什么样的人自我感觉比较幸福呢？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幸福，社交圈广的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富裕国家的老年人、结婚或同居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健康的人、高收入的人比较幸福。什么样的人自我感觉比较不幸呢？刚刚离婚或离异的人、失业的人、年幼丧父或丧母的人、父母经常吵架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离婚对孩子有正作用）感觉非常不幸福。和所有类似研究一样，我们很难从计量学中得出因果结论。我们只能说，有钱的人比较容易幸福，幸福的人很可能有钱。
2007年英语国家的一个幸福感普查显示，基本上所有国家的人的幸福感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不同程度的扁平的U形，即人们的幸福感从十八九岁开始走下坡路，到40岁左右达到幸福的最低谷，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到60岁左右达到最高点，后面基本持平或可能因为健康原因而有所下降。总体来说，有孩子在事后看来会降低人的幸福感。即使孩子上大学了，离开家了，有孩子的人的幸福感也会低于其他条件一样，但没有孩子的人。在东欧国家，同样的调查显示，人们的幸福感从20岁左右开始下降，基本没有回升的趋势。
有三位行为经济学家在1988年发表论文，说明对幸福的度量是有问题的。他们发现，自报的幸福感受随提问人提问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你在田野调查时，如果你先问“你的总体幸福感怎么样？”，然后问“你对你目前的夫妻关系或对象关系感觉怎样？”，那么你会从数据中发现，两个问题的答案基本没有关系。相反，如果你先就夫妻关系或对象关系提问，再问总体幸福感，你就会发现，两个问题的答案呈现微弱正相关。也就是说，对两性关系比较满意的人会比较幸福，反之则不幸福。这说明，自报幸福程度不但主观，而且受提问方式的影响。
在任意时间、跨地域的调查数据显示，幸福感与个人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但是，美国人幸福的平均水平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基本没有变化，虽然美国人均收入在这半个世纪中有巨大增长。这个看起来矛盾的证据被称作“有关幸福的疑团”。支持这个疑团的数据还包括自杀率。在美国，真实人均收入从1900年到2005年增长了6倍，而自杀率在这105年中完全一样，仍然是万分之 一。
其实，这个疑团也很好解释。人的幸福程度经常是相对周围其他人的情况而言的。如果你周围所有人的生活水准都很高，水涨船高，相对于他们，你就不会觉得很幸福。所以，即使长期的、稳定的经济增长也很难在总体上提高人们长期的幸福感。相反，如果你的收入长期以来一直高于你周围的人，那么很有可能你长期都自我感觉良好。
研究人员还发现，人对事物的适应相当快。其实，这也不需要现代研究人员的数据，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中期就发现了这个规律。幸福感会很快从极度悲伤（例如车祸）或极度喜悦（例如中彩票）的事件中恢复原状。一般来说，半年就恢复了一半。数据显示，丧偶的悲伤会在两年以后基本消失；离婚两年后的压力和焦躁情绪会比离婚前两年还低，也就是说，离婚两年后的幸福程度比离婚前两年的幸福程度高。而婚姻没有变化的人的幸福程度基本没有变化。2001年，有学者用数据说明，结婚五年后，人的幸福程度平均来说低于婚前四年的幸福程度。这或许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婚姻中的“七年之痒”的原 因。
好的婚姻比不结婚要好，糟糕的婚姻还不如不结婚。如果孩子是个好孩子，那么要孩子比不要孩子好；如果孩子不好，给父母带来的麻烦远远大于快乐，那么还不如不要孩子。但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事前怎么能预计 呢？
通向幸福生活的秘诀每年哈佛大学经济系都会接到600多份博士研究生的申请，而被接收者不到30名。在小于5%的录取率下，中国学生就更少了。有时一年里只有一两个中国学生入学，甚至没有。哈佛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课程极其强调研究，学生在上完两年必修课后，还需要三至四年的时间完成博士论文。事实上，大多数经济系的研究生课程都是为了学生做研究而设计的。
要想在研究中获得成功，就需要一系列与在普通课堂上做一个“好学生”截然不同的技能，不能只会被动地学习和通过标准化考试。在研究中，学生必须由被动学习别人的研究成果转为主动发问，提出问题并想方设法自己解答，而教授们仅仅充当辅助者的角色。
有个北大毕业的正在准备经济学毕业论文的中国学生说：“我苦思冥想好几个月，总算有一个想法了，一见教授，三问两问就被枪毙了，还得重新来。在哈佛做毕业论文可不是闹着玩的，教授一点都不含糊。博士研究生应该对知识提供原创性的贡献。原创性的！哪有那么容易！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四年才能完成博士论文（外加两年必修课，共六年）。”在紧张的学习安排和教授对原创性的苛刻要求下，学生们往往会寻求捷径来完成毕业论文，尽可能迅速地找到一份好工作。他们经常问的问题是：“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什么样的课题能帮我们获得顶级大学的工作？”
曼昆告诉学生，对从事研究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该问的问题。“你们应该扪心自问，你们真正喜欢研究什么？你们从这个世界观察到了什么？有什么疑惑？什么样的课题会令你们兴奋？”他将研究工作与其他职业区别开来，“做研究不像挖沟。一个人即使丝毫不喜欢他的工作，也可以挖出一条很棒的沟。而相比之下，研究工作需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热情，热情与创造力是相互依存的。没人能够为今后求职的需要而编造出这种热情。热情必须是发自内心 的”。
当问到成功的秘诀时，曼昆说：“当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读了一本书，它展现给我通向幸福生活的秘诀：找到你所喜欢做的事，然后找到愿意雇你来做这件事的人。”每当他面临选择时，他就运用这个秘诀。因此，他拒绝了大多数来自编辑和会议组织者的邀请，除非他们的选题与他的兴趣和研究课题相符。“否则，我将难以愉快地写作，更不可能写出好文章。我搞研究的方法就是首先确定我想要思考什么，然后再看是否有人愿意为我出版研究成果……对我来说，开始一项研究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课题是否能让我感到兴 奋。”
“大多数从事学术工作的人都是出于对其研究题目的着迷。正是这个原因，教授这一职业的工作满意度在所有职业里名列前茅。教授们寻找到了他们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找到了为此付给他们薪酬的人——这就是大学。”
另外，曼昆鼓励学生培养广泛的兴趣，因为“有思想（coming up with ideas）是研究过程中最难、最不可控的部分，而如果你的兴趣广泛，就会多少容易一些。广泛的兴趣能带给你更多成功的机会”。他将研究者和矿工做比较，“如果一名矿工能着眼于更广阔的开采场地，而不是在同一地点重复劳动，他就更可能发掘出金子。而且，对一个题目的思考还可能引起对其他题目的想法”。这恰为曼昆跨越经济学众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做出了注释。他强调：“这些研究并非什么重大计划的一部分。任何时候，我都只去研究当时使我最感兴趣的东西。”
曼昆也很清楚研究领域宽泛的代价。“研究范围宽，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深度。我有时也担心涉及领域过多会使每项研究都流于肤浅。”他是如何补偿这种代价的呢？“谨慎地选择合著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解决。”他承认，“虽然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一项特定的研究中可能会有更大的成绩，但我不会那样做，因为那并不是我的风格。”
本文节选自《哈佛大学经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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